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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文摘】快语锐言:古代中国人的日常法律意识

2018-08-29 08:57栏目:商业

  现在,有人一听到中国的法治状况不好,就说是受了传统文化的影响,似乎以前的中国人根本就没有法律意识。其实,这有些“厚污古人”。据我这些年来的阅读发现,在明清时期,老百姓对法律好像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不在意,或者说他们是非常在意法律的。

  在朱元璋时期颁行的《大明律》里,即有“讲读律令”的条文。这条规定,不仅是针对官员的,也是针对老百姓的。对官员来说,不但要讲读律例,而且还要通晓律意;否则,将会受到制裁。对老百姓而言,如能通晓律例,在普通犯罪时,即可免罪一次。清代也有这样的律文。

  另外,朱元璋对于《明大诰》的宣传,可谓不遗余力。谢应芳《龟巢集》卷八载有“读大诰作巷歌”语云:“挂书牛角田头读,且喜农夫也识丁。”这里的“挂书”之“书”,即《明大诰》。足见,《明大诰》流传之广泛,以至牧童、农夫都在习读《明大诰》这部明太祖“钦定”的特别法。与此同时,在通衢要道和众人聚会的地方,还会张挂相应的法律文本,以便老百姓知晓法律。

  除了官府的法律宣传,民间也很重视法律书籍的编撰和出版。例如,被学者称为“日用类书”的大型书籍,属于民间日常生活的百科全书,在明清时期非常流行,版本很多。可是,它们往往纸质低劣,印制恶滥。另外,明清时期还有很多商业用书。除了介绍商业知识,也会介绍一些法律知识与文书知识。原因很简单,商人要做买卖,当然要订契约。不可忽略的是,在明清时期的文学作品中,同样不乏法律故事。

  说到书,自然涉及书籍的价格。虽然晚明以来中国的书籍出版有了很大的发展,但是书籍的价格并不便宜。在清朝,一套印制精美的《红楼梦》要花多少钱呢?大约要20两银子。那20两银子又是一个什么概念呢?大约是五口之家一年的开销。比较而言,之所以“日用类书”大多印制恶滥,无疑是为了降低成本;一套卷帙浩繁的“日用类书”,只卖一两银子,可见是为了满足普通老百姓的需要。

  读过《水浒传》的人,可能还会记得:武大郎被害死后,武松出差回来,看到自己的大哥突然死了,觉得很诧异,就去调查取证。刚开始,武松想走司法程序,就去找卖鸭梨的郓哥,盘问他怎么回事儿;接着,又找到了仵作行的团头何九,取了武大郎的骨头以及西门庆的贿金。取证后,武松找了一个陈代书,请他写状子,因为代书是专门帮别人写诉状的行家。之后,武松再去县衙告状。可是,县衙里的胥役因为收了西门庆的贿赂,就以证据不足为由,驳回了诉讼。到最后,武松只得采取“私力救济”的办法,杀了潘金莲和西门庆。

 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,小说中的武二郎,对诉讼程序并不陌生,故而整个行动有板有眼;至于复仇杀人,乃是被逼无奈。这是否意味着,当时的老百姓已经具备比较良好的法律意识呢?我的答案:是。实际上,到了明清时期,人们对诉讼已经不陌生了。也因此,有学者声称,明清时期,中国已经是一个“诉讼社会”。可以用来佐证“诉讼社会”的证据,有以下几点。

  一是讼师非常活跃。讼师不仅在城市开设歇店,招徕生意,而且还出没于穷乡僻壤。能干的讼师,可以置起家业,即使“菜鸟”讼师,也能养家糊口。

  二是“官代书”制度的形成。官府设置官代书,有两种功能:(1)帮诉讼两造(专指涉及诉讼关系的原告和被告)写状子;(2)通过官代书来抑制讼师。不过,由于官代书的法律素养不佳,因此他们很难起到遏制讼师的预期效果;相反,讼师文化素养较高,脑子也够机灵。在这种情况下,即使有官代书提供法律服务,两造还是要找讼师帮忙写状子。

  三是诉讼率的日趋高涨。以乾隆时期为例,全国设置了约1500个州县,平均每个州县约有20万人。那么,每个州县要审理多少个案件呢?大约一两百个案件。当时的家庭规模,每年约有二百个家庭会有一起诉讼案件。

  四是限制诉状的字数。由于“放告日”提交州县衙门的状子很多,一年甚至会有数以万计的状子;其中,绝大多数是“催词”和“投词”一类的文书,以至于州县牧令根本看不过来,就想出了限制诉状字数的招数,以便节约牧令的时间。那么,诉状的字数究竟多少才算合适呢?各地不同,基本上是在150-300字之间。

  人们通常会说:中国人性情温和,而且儒家特别倡导“无讼”的社会理想。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诉讼案件呢?从抽象层面来看,这些说法固然不错。然而认真思索起来,它们又有不小的问题。这是因为,老百姓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,个个都是“君子喻以义”的;相反,因物质资源匮乏而导致的生存压力,势必产生“小人喻以利”的现象。在《中华帝国的法律》一书中,作者曾说:在农民的眼里,每一粒稻谷都是珍贵的。在这种情况下,当自身利益受到了侵犯,诉诸衙门也就不可避免。

  甚至,当我们读到帝国官方关于“调处息讼”的话语和渲染时,亦切不要以为,这完全是对于“无讼”理想的追求。实际上,它更有可能是由于州县牧令忙不过来,乃至是因“自图安逸”而拒绝受理案件。毕竟,明清时期的牧令,不像现在的法院,他们是所谓的“一人政府”,必须承担征收赋税、官学教育、社会治安、灾荒赈济、公共工程等各项事务。这样一来,国家法律与州县牧令倡议“无讼”的社会理想,要求民间自行解决词讼案件和笞杖案件,均有迫不得已的苦衷,而非一味地道德宣示。

  总而言之,无论是宣传法律知识与阅读法律书籍,抑或是民间社会常态的诉讼实践,都在说明中国古人的法律意识和诉讼意识皆不弱。